日本企業過去廿年究竟出了甚麼事？

在我中學和大學求學時代，日本企業是經營的典範；現在似乎已經不是那回事，當下日企文化遲緩怠慢，猶豫不決，以致產品開發常錯失先機，又缺乏創新力，這特別顯見於過去十多年科技產品方面，這篇報導正是具體的刻劃：

「2019 年，新冠疫情爆發之前，我曾前往以色列出差，我想知道一個透過轉移軍事技術創造了許多創新技術的國家的秘密，在那個行程上我跟一位風險投資家見面。

他的工作是充當以色列和日本企業之間的橋樑，他有一句話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「日本被稱為NATO」，「不，日本不是NATO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）」他打斷了我，是「No Action Talk Only」。

日本企業都是以多層審批為前提的，他肯定感同身受，雖然他以一種幽默形式表達，但我聽起來很沉重。

我在中國深圳也聽到過同樣的說話。「上個月一家日本公司來到我們工廠，各個部門加起來有10個人，他們問了很多問題，看了兩天實際產品，但之後就一直沒有進展，他們來幹什麼的？其他國家的公司即使做決定也不會按照規則行事，雖然日本人一旦決定了就肯定會按計劃做，但做決定時花太多時間了」。

日本企業的這種「無為」在於組織決策是建立在全員參與和同意的前提下進行的，正如日本文化理論和日本組織理論中經常指出的那樣，沒有強有力的決策者，而是整體氛圍佔了主導地位。

這跟日企採購困難有着莫大的關係。

當我與一位在新冠疫情時在某重電企業工作的採購人員交談時，他向我講述了缺貨的苦惱「這真的令人很沮喪，因為我知道原材料將會不足，但卻無法確保採購到的數量」

「假設市場上有 10,000 個材料，如果我想採購 10,000 個，我需要上頭的多重批核，但與此同時那10,000 個已經沒了，然後在中國找到我們想要的材料，聽說是我們沒採購到的去了中國，在經銷商搶購的同時，我們似乎無能為力，這實在令人很不甘。」